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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某、高某贩卖毒品案

来源:网络 | 作者:南京陈建兴律师 | 时间:2020-04-11


 
穆某、高某贩卖毒品案
                 —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以及排除后证据体系的完善
一、 基本案情
侦查机关移送起诉认定的犯罪事实:1、2012年2月至9月,犯罪嫌疑人穆某受雇于“王丽”,由“王丽”出资,穆某分两次从张某处购得冰毒1000克。2、2012年4月至6月,犯罪嫌疑人高某多次从穆某处购得冰毒35克,从郑某处购得冰毒16克,其中23克冰毒分别贩卖给梅某、周某5克、18克。
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将两人分案处理):1、被告人穆某贩卖毒品案,认定穆某犯罪事实与侦查机关移送起诉一致;2、被告人高某贩卖毒品案,未认定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向穆某、郑某分别购买35克、16克冰毒,认定向梅某、周某分别贩卖5克、18克冰毒,另追诉其向梅某、周某贩卖30克、11克冰毒的犯罪事实,高某总计贩卖冰毒64克。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犯罪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一致,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穆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6万元。
一审判决后两被告人均未上诉。
二、主要问题
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穆某提出其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均系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取得,被告人高某提出其在侦查阶段第一份有罪供述系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取得(其余2份有罪供述只部分承认第一份供述的内容)。穆某、高某的辩护人认为,穆某、高某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有罪供述应当全部排除,认定两被告人贩卖毒品证据不足,应当庭宣判无罪。公诉机关认为对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应当部分排除,通过补充证据,整体不影响该案定罪量刑。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案的分歧在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以及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后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三、评析
该案的办理在2012年下半年,新刑事诉讼法还未实行,但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相关精神,2010年五部委又联合颁布了《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该案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的调查核实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际属于案中案,判断是否存在非法取证,与证明被告人是否犯罪一样,都需要运用证据予以证明,所以调查、核实、收集证据是关键。
该案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收集证据合法性调查:1、详细讯问被告人有关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手段等;2、听取辩护律师意见;3、通过监所部门向看守所调取穆某、高某的收押健康登记表和提讯记录、特审报告书等材料;4、仔细核对提讯证、笔录上讯问时间、地点,并与侦查机关提供的部分录音、录像进行核对;5、要求侦查机关对穆某的伤势作出解释并要求提供讯问过程中的全程录音、录像等证据。
(二)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和排除
经过调查核实,发现该案证据收集过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1、被告人穆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涉嫌刑讯逼供。(1)笔录记载讯问时间是2012年9月26日14时至15时30分,讯问地点在看守所,但入所记录和穆某供述均证明穆某于26日21时50分才进看守所关押。(2)穆某供述称,被抓后在派出所遭到侦查人员长时间皮带打脚掌心的暴力行为,这与穆某入所检查记录记载“双足部多处软组织挫伤”的伤情相互印证。(3)公安机关解释穆某的伤情系在抓捕过程中形成,但依常理分析,被告人穆某脚掌心的伤情在抓捕过程中形成的可能性较小,侦查人员的解释不足以推翻被告人的辩解。(5)第一次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录制不完整,无法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综上,不能排除存在刑讯逼供取证行为的可能性,第一次讯问笔录应当排除。
2、两被告人曾受到连续三天的讯问。特审报告书、提押证与被告人穆某、高某供述相互印证,证明侦查人员分别对被告人穆某、高某进行了68、72小时的连续讯问。
连续讯问是否属于非法取证,多长时间讯问属于非法取证?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非法方法”是指刑讯逼供,以及违法危害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的手段,包括冻、饿、晒以及长时间不允许休息等所谓“软暴力”手段[3]。这与2013年11月21日,最高法对外公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规定冻、饿、晒烤、疲劳审讯为非法收集证据方法是一致的。
但多长时间讯问属于疲劳讯问,应根据具体情况,既要考虑一般人的标准又要结合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如同样的连续讯问行为,其对不同的对象造成的精神痛苦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多个违法取证行为同时存在时,也要充分考虑非法行为的叠加效应。该案中,连续3天讯问已经超出常人的忍受能力,足以造成被告人精神上的剧烈痛苦,应当依法认定为非法取证行为,以此获得的穆某、高某的有罪供述依法应当排除。
3、非法取证之后合法取得的被告人有罪供述,是否应当排除?
这实际涉及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具体范围问题,现有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该问题没有予以明确,理论界和实务界分歧较大,一些专家认为对于非法程序所获言词证据的排除是一次性的,不能通过再次取证而使其转化为合法证据,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因刑讯逼供所做供述即使侦查人员在之后的合法讯问中再次得到犯罪嫌疑人的认罪供述,虽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因为之前已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存在,以后的供述也不能为可采证据使用,否则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禁止刑讯逼供就变得毫无意义[4]。也有人认为后续供述应当有一个例外,即犯罪嫌疑人放弃排除要求的,可以采用[5]。后续供述能否采用,应结合案件具体分析,不同的诉讼部门或办案人员,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尤其是后续自愿性供述与非法取证行为取得供述间隔时间较长的情况下,不应该排除。
该案中,被告人高某在检察机关批捕阶段有一份有罪供述,是检察人员对高某进行的讯问,是不同机关办案人员对其进行的合法讯问,并且从其这次有罪供述内容看,高某否认原来供认的部分犯罪事实,也说明他没有受前次非法取证行为的影响,应当采纳。2012年11月3日高某在侦查机关也有一份有罪供述,因为不是原侦查人员所作,而且供述内容与检察机关批捕阶段讯问一致,审查起诉阶段也一直供认该份供述内容真实,也不应当排除。
(三)非法证据排除后完善证据体系,重构犯罪事实
保障人权和惩治犯罪均是公诉人的职责,该案难能可贵的是排除非法证据后,并没有简单不起诉或删减犯罪事实,而是本着查明真相,惩罚犯罪的原则,完善证据体系,重构犯罪事实。
1、被告人穆某犯罪事实部分,要求侦查机关调取银行账单、通话记录、航空记录等客观性证据,完善了证据体系:(1)侦查人员从穆某处查扣的手机SIM卡中,提取到一条内容为运输毒品人曹某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222022011015668440的短信,继而,侦查人员查询该银行卡存取款记录,记录证明被告人穆某将大额资金汇往曹某该工商银行卡,与上家张某供述穆某部分毒资通过汇款到曹某工商银行卡相印证;(2)手机通话清单证实被告人穆某所使用的号码与曹某使用的手机号码在案发时通话在宁波,与曹某供述他运毒到宁波后,手机与穆某联系相印证;(3)航空出入港信息证实,穆某在案发时多次乘坐飞机往来宁波与广州,与上家张某供述穆某到广州购买毒品相印证。综上,补充的客观性证据与上家供述相互印证,即使没有被告人穆某的有罪供述,也足以认定被告人穆某向张某购买1000克冰毒的犯罪事实。
2被告人高某犯罪事实部分,侦查机关未能补充到高某与穆某、郑某交易毒品的其它证据,但通过调取新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发现被告人高某向下家梅某、周某贩卖的两笔新的犯罪事实。
复核毒品买家梅某、周某证言时,梅某证明除向高某购买过5克冰毒外,还在2012年4、5月份向高某购买30克冰毒和一些麻古。周某证明除向高某购买过18克冰毒外,还在2012年5月,向高某购买11克冰毒,两人分别将9900元、4000元购毒款通过银行转帐转到高某的邮政储蓄银行卡上;(2)侦查机关调取高某的邮政储蓄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2012年4月12日、5月21日,分别收到签名为“梅某”、“周某”的人以现金方式存入9900元、4000元;(3)高某否认梅某、周某向其汇款,但对邮政储蓄银行卡交易无法进行合理解释;(4)航空记录证明高某乘民航班机从宁波飞往哈尔滨,印证梅某向高某购买毒品时,高某说准备回家,让梅某多购买一些毒品的细节。综上,两笔犯罪事实,均有购毒者的指证,并均有银行转帐等客观性证据相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高某向梅某、周某贩卖41克冰毒的犯罪事实。
该案在办理过程中,较好的履行非法证据排除职责,并通过重新取证、充分挖掘客观性证据,对排除非法供述后的证据体系进行完善和重构,保证了案件办理质量,实现了检察机关人权保障和打击犯罪职能的有机统一。
            
(宁波市院公诉一处孙环宇、省院公诉三处张提)



[1]以下简称《 两个证据规定》
[2] 樊崇义: “ 只有程序公正, 才能实现实体公正”, 载《检察日报》2010 年 6 月 30 日。
[3]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有关刑讯逼供立案标准所列举的非法手段,即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或者是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5]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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